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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晚清，墨学复兴。五四时期，墨学更受思想家重视，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墨学的热潮。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墨学救治时弊；以墨批儒；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发掘墨学中的科学成分。世纪9年代，在洛阳发现了明代饶阳县簿刘鼎和太吏目徐道两座纪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随葬器物，这是洛阳以往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见到的，对于研究明代吏情况和瓷器手工业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出土的明代方城镇国太夫人赵氏墓、伊藩方城府镇国将朱典栉墓、辅国将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随葬有墓志及陶俑、铅器等，对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点等，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姜寨期房屋遗迹进行初步考察，确认了构成姜寨期聚落的5组房屋群之间的分界、各组房屋群的数量，每组房屋群皆由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房屋组成，且以小型房屋数量 多，中型和大型房屋数量较少。同时了解到各组的房屋建筑形式均以圆形地上和方形半地穴为主，而且房屋呈向心分布，门向均朝向聚落中心的广场。姜寨期聚落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史前社会组织。鹿野苑石窟凿于北魏献文帝时期，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为一处皇室宗教营建，其布局设计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认为，第6窟"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菩萨和窟口外两侧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这一结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组合应是一佛二菩萨，窟外两侧的力士像年代应与云冈第二期偏晚或云冈第三期石窟相当，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补刻的。从1899年赴日留学到1921年去世，蓝天蔚曾四次远赴日本。他在日本留学多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稔熟日语，也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他结交了许多日本师友，其事思想及主张也深受日本人影响。作为同盟会元老之一，他在日本期间为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虽然日本师友众多，但痛恨日本劫夺主权，具有强烈的排日思想。他在辛亥起事及1912年初北伐期间，既受到部分日本友人的支持帮助，同时也受到日本的粗暴干涉与掣肘。他与日本的关系，可以说，有学习借鉴提高、有联合协作支持、有排斥提防斗争，也有忍让妥协无奈。12年1月，北洋设立了古物保存所。古物保存所并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其位置在先农坛太岁殿，1913年元旦 放并进行了展览。14年初，古物保存所更名为"礼器保存所"，但地址仍在先农坛内，先直属于内务部礼俗司，再先后改隶民治司和典礼司，1916年划归礼俗司，并恢复了"古物保存所"的旧称。在其后政局动荡的岁月中，古物保存所先后划归先农坛公园事务管理所、内务部坛庙管理处管理。遭裁撤后，古物保存所的职能并入后来的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古物保存所从设立到裁撤，与古物陈列所始终是两个独立机构，虽在业务上有过交流，但绝非古物陈列所的前身。明确此点，对于近代文物保护事业的研究有一定意义。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 万公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具钮镜与带柄镜分属古镜东、西两大系统，分别以和西亚、中亚、地中海地区为代表，两者各有渊源，使用方式亦不同。甘肃敦煌文献所见"鎶监"专指唐代经由贸易传入我国境内的西方系带柄镜。考古证明 迟在盛唐时期，中原上层社会已经始使用鎶监。通过写本文献中借贷契约文书的记载，亦可以了解鎶监在敦煌地区的时价，作为日常用品，其价格适中。鎶监特殊的样式启发了工匠对其进行仿制，以宋代湖州镜为代表，仿制出的带柄镜在铸造工艺、纹饰风格上与传统具钮镜别无二致，成为传统东方具钮镜系的补充形式，不但丰富了传统铜镜的样式和种类，对邻国铜镜的铸造也有深刻影响。自平安时始，宋式湖州镜便大量输入日本，包括带柄铜镜在内的各式铜镜被认同和沿袭，对日本和镜的铸造影响深远。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梁带村墓地是近年来周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发掘者认为，该墓地为芮国墓地，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沿用到了春秋早期。笔者综合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认为该墓地并未见到西周晚期的遗存，已经发掘和公布的材料，年代均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早阶段；而且仅有南区的带墓道的大墓与芮国相关，从出土遗物来看，北区大墓与芮国没有直接的。南区大墓中，M27组是芮桓公和两位夫人的墓葬，是芮伯万返回芮国之后，其父母芮桓公和芮姜被驱逐到梁带村一带的结果，M28墓主是芮桓公到达梁带村之后，新立的下一代国君；而北区发现的大墓性质复杂，与南区大型墓葬关系不明。14年秋冬季，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周原遗址发掘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形制独特，内涵丰富。本文从基址的形制和有关设施出发，结合文献记载，论证此建筑是西周时期居住在周原地区殷遗民所建的亳社。对该建筑性质的上述判断，可以将它与的凤雏一号基址、凤雏甲骨、微氏家族铜器窖藏等重要遗存有机地起来，不仅可以证明今凤雏村一带在西周时期是殷遗民的居邑，为深入研究周原遗址的聚落形态了重要契机，而且可以证明周原遗址就是西周的都邑"周"地所在。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英国 艺术学院在伦敦百灵顿大屋举了"艺术展览会"，这是我国文化珍宝在海外的 大型展出，也是 珍品自清瓦解后在公众前的 集中亮相。该展览由英方发起，响应，参展艺术品主要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研究院及部分地方博物馆选出，还加入流散在其他 和地区的文物， 终共计送展38件，其中包括大量书画、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 。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次展览会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影响力，并启了西方学者对文化艺术研究的新阶段。但是，此次展览也反映出东西方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及中英国力差距等问题。值此展览会八十周年之际，本研究既对该展览会出回顾及反思，同时也望给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以更多启示。学术界对汉代城乡人口比例及普通聚落的空间形态有不同认识。普通村落一般集聚在大小城邑周围。城乡聚落的比例与文献记载不同。已发现的汉代普通聚落遗址均未发现墙垣遗迹。乡内之里的户数和地理范围均不固定，布局多分散且无规律。普通居民居所建筑形式都大致相同，聚落布局能够表现出手工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面貌，这类平民居所应与文献中记载的"庐"有密切关系。汉代普通聚落考古工作一直相对滞后，今后应高度重视汉代普通聚落的田野考古研究，着力探讨其与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