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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本文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对鼎各个部位陶模进行详细分类与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求制模过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据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结合典型的晋式青铜鼎复原出鼎的分型图，并与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较，指出商周青铜器制模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进一步说明分型制模的进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认识，这些部位的分型都与纹饰的复杂程度有关。史载清初恽寿平"既与王翚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抑或是自己"耻为天下第二手"?本文认为，恽寿平自恃与石谷画学皆出于华亭，笔墨丘壑难有更精进的突破；而花卉则为前人弱项，或可创一高雅之格，使得沉寂长久的没骨画古木逢春，因之引领了有清一代花鸟画家像蒋廷锡、华喦，以至海派画家张熊、周闲、赵之谦、任颐等，甚至 的花鸟画坛，依然承其风规遗韵。有关"同能"与"独诣"的论争，在艺评中历来众说纷纭。考察王翚与恽寿平的艺术取向及其经历，不禁凸显出此一相关艺术评论的尺度问题，即究竟如何看待具体艺术家个人的专精与博识多能。南田与石谷的故事为此又增添了一个实例。本文论证邓县出土南朝舞蹈画像砖上的胡人形象表现的是《荆楚岁时记》中戴胡头的驱傩人。胡头受流寓南朝荆楚地区的粟特人的影响。梁武帝及其近臣在都城建康创作"上云乐歌舞伎"采用其所熟悉的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与风俗，此伎乐中的角色多以面形式表现，其中 文康就来源于荆楚地区的胡头。该伎乐原本在宫廷元会上演出，稍后也作为佛教供养伎乐演出。支持此推论的文物证据有川博2号造像碑正面伎乐浮雕。它以实物证明，"上云乐歌舞伎"在萧梁时伴随着佛教，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之后，百济人味摩之在长江下游地区学习此类面戏弄，于公元612年传入日本，演变为佛寺内作为供养演出的日本《伎乐》。这些古代丝路上相关联的面艺术具有胡、佛结合的共通性，体现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或可追溯至佛教自贵霜帝国治下的犍陀罗、中亚传入的两汉之际。利簋铭文分别记载武王征商与成王赐右史利铜两件史事，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受"生称王谥"说的影响，混淆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两者的关系，从而将利簋视作武王世作器。文献与青铜器铭文表明，周王从不自称王，更不会自称王号；而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则称"谥号"，对时王则但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在西周金文中，称名的体例相当严谨，这是因为古代社会中，名分始终是 重要的价值取向，周王的名号更是如此。所谓"生称王谥"诸器的纪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迹，铭文纪年必然要考虑先王相对于时王的时空关系，所以不能出现"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与时王相混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别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纪日，不会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而应属成王纪时。利的身份应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铭文记述成王亲自对利进行赏赐，所以利簋铸造的时间更有可能在成王亲政以后。本文以考古发现铁犁遗存为基础，结合文献与农学等相关材料，探讨了汉代铁犁形制与垄作法、平翻耕作法、代田法等几种主要耕作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几种耕作类型的主要分布地域。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平番得胜图卷》是明代纪功与纪实绘画的重要作品。文章在朱启钤《平番得胜图跋》和瞿宣颖《平番得胜图考》的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平番得胜图卷》的榜题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相关史料对画卷展研究，进一步提出若干具有价值的新观点。文章考证《平番得胜图卷》所绘事件的 且画面两段之间存在缺失问题。文章根据画面结构将画卷重新划分段落，并对画卷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补充。此外，文章考察了《平番纪事》与《平番得胜图卷》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主要的歌颂对象。晋侯稣编钟铭文对研究西周历法及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所表示的时间是定点的，各表示太阴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表现为月分大小，干支相连续；晋侯稣编钟属于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器。5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阳市万家园墓葬区了春秋时期的墓葬M181，该墓规格较高，为一椁两棺、三鼎二簠。从出土的随葬品看，既有中原器物，又有楚器，这种文化共存现象，反映了当时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仍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因素。